《殘酷：不能說的人性真相》：遺傳率很高是真的，但那個數字從來不是在講你

從門診裡最常聽到的那句話說起

「醫生，這個會不會遺傳？」

這句話我每個月都會聽到好幾次，通常是在告知壞消息之後的三十秒內，問的人不是病人，是站在旁邊的兒子或女兒。

我後來才發現，這一句話裡其實塞了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

第一個是「我是不是也會這樣」。第二個，才是真正讓他半夜睡不著的那一個：「那我現在做什麼，還有用嗎？」

這本書把第一個問題回答得又大聲又清楚。它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是我整本書讀下來最不同意的地方。

遺傳率這個數字，是從一塊田裡算出來的

先講這個詞的出身，因為幾乎所有的誤會都是從這裡開始的。

「遺傳率」最早是育種學的術語。做法是這樣：你拿一批種子，種在一塊田裡，收成的時候量它們的差異，然後把這個差異拆成兩份——一份歸給「種子彼此不一樣」，一份歸給「田裡各處不一樣」。歸給種子的那一份佔多少比例，就是遺傳率。

所以遺傳率從頭到尾都是一個關於「差異」的數字，而且是關於「這批種子在這塊田裡」的差異。它不是種子的性質，它是種子和田一起產生的一個統計量。

這件事有一個很反直覺的後果，而它是這整篇文章的樞紐：

環境越平等，遺傳率越高。

如果你把所有的苗都種在完全一樣的土裡、給完全一樣的水，那麼它們之間剩下的全部差異就只能來自種子——遺傳率會趨近一。反過來，如果有的苗種在好土裡、有的種在石頭縫裡，那麼環境的差異會把數字壓下來。

也就是說，一個高的遺傳率，有可能正好是這個社會在某件事情上已經做得很平等的證據。 這跟大部分人讀到「八成是遺傳」時產生的感覺，剛好相反。

這本書就是建立在那些八成上面的。

《言ってはいけない　残酷すぎる真実》二〇一六年四月由新潮新書出版，拿下二〇一七年的新書大賞第一名，累計發行超過五十萬冊；中文版是好優文化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出的，楊明綺翻譯。書裡列的數字很密：思覺失調症的遺傳率百分之八十二、雙極性障礙百分之八十三、數學百分之八十七、運動百分之八十五、音樂百分之九十二、學業成績百分之五十五；智力的遺傳率隨年齡上升，幼兒期約四成，成年期約七成。書腰上那句話是「養育與教育大致徒勞」。

但我想先誠實地放一句：這本書使用遺傳率這個數字的方式，是有爭議的。

橘玲是早稻田大學第一文學部俄國文學科畢業，做過寶島社的編輯、當過《寶島30》的總編輯，二〇〇二年以國際金融小說出道。他不是遺傳學家，不是心理學家，也不是醫師，沒有任何自然科學的學術訓練或同儕審查發表紀錄。這不代表他寫的東西一定錯——二手科普整理是一件有價值的工作——但它代表書裡每一個數字都是轉述，而轉述的時候，語氣可以被調整，前提可以被省略。他的續集《もっと言ってはいけない》直接採用了 Richard Lynn 的國別 IQ 資料；而 Lynn 那套資料庫被 Wicherts 等人檢視過，結論是它系統性忽略了高分的非洲樣本、選樣「不成體系且無法重現」。

那麼遺傳率的正確讀法是什麼？Visscher、Hill 與 Wray 二〇〇八年在《Nature Reviews Genetics》上寫得很乾淨：它「用單一數字衡量一個族群中個體間變異有多少比例來自其基因型」。同一篇文章有一個 Box，專門列常見誤解，第一條就是「高遺傳率等於基因決定論」。

這裡有一個我覺得最有說服力的例子。身高的遺傳率大約是零點八，聽起來高得驚人。可是同一篇文章算給你看：子代身高圍繞父母平均值的標準差仍然有五點四公分，而整個族群的標準差是七公分。遺傳率零點八，換算成「猜得準」，其實只把誤差從七公分縮到五點四公分。

最後是一件我本來很想寫、查完之後必須改口的事。

有一個很漂亮的理論叫 Scarr-Rowe 效應：在社經地位低的家庭裡，智力的遺傳率會下降，因為環境變成了限制因子——也就是「玻璃壓下來的時候，種子的差異就顯示不出來了」。Turkheimer 等人二〇〇三年的研究是這個說法的起點，低社經那一半的遺傳率算出來是零點一、共享環境零點五八，高社經那一半反過來是零點七二和零點一五。它完美地對應這篇文章想講的話。

問題是這個效應後來沒有站穩。Tucker-Drob 與 Bates 二〇一六年整合了將近兩萬五千對雙胞胎與手足，在美國樣本找到中等程度的效應，在西歐與澳洲的樣本則趨近於零而且不顯著。更麻煩的是 Figlio 等人二〇一七年那篇——佛州兩萬四千多對雙胞胎加上近二十七萬名手足，是目前最大的樣本，完全找不到社經地位調節基因效果的證據；二〇二四年一份荷蘭的研究做了四十二個檢定，三十九個的方向是反的。

所以誠實的說法是：這是一個依賴制度的現象，不是一條普世定律。 Turkheimer 二〇〇三年那篇的樣本只有三百一十九對雙胞胎。我下面要講的話，不會靠它。

「高遺傳率意味著目前這個族群裡觀察到的多數變異來自基因型的差異……但這不表示知道了基因型，表型就被決定了——因為環境可以改變，也可以被改變。」 ——Visscher、Hill 與 Wray，《Nature Reviews Genetics》，二〇〇八

我從這本書帶走的三件事

1. 1

   第一定律：全部都會遺傳Heritable, All of It

   所有人類行為特質都有遺傳成分，這句話三十年沒有被推翻。

   不是這是舊優生學換了個包裝，或者是一種替既得利益辯護的說法。

   而是行為遺傳學第一定律。Turkheimer 二〇〇〇年的原話是 "All human behavioral traits are heritable."——不是「大部分」，是「全部」。你在意的每一件事，身高、智力、脾氣、專注力、酒量、會不會憂鬱，都有一部分寫在那份你沒得選的東西裡。這本書「遺傳佔了很大的比例」這句話，方向是對的。

   難在承認了以後，我們對「努力」的很多說法要重寫，而重寫出來的版本不好聽，也不勵志。

2. 2

   那個數字是在講一群人A Number About a Crowd

   遺傳率是變異數的比例，個人身上沒有對應的東西。

   不是音樂的遺傳率九成二，表示你兒子的音樂能力有九成二是基因給的。

   而是它表示「在這一群人裡面，他們彼此之間的差距，有九成二可以歸到基因的差距上」。它是一個關於差距的數字，不是一個關於你的數字。身高的遺傳率零點八，可是子代身高圍繞父母平均值的標準差仍然有五點四公分。而且同一批種子換一塊田，這個數字就會變——它從來沒有離開過那塊田。

   難在沒有人關得掉那個把群體數字往自己身上套的反射，而這本書的修辭正好是靠這個反射在運作的。

3. 3

   那張帳單只寄給最高的那幾棵The Bill Goes to the Tallest

   壞環境不是對每個人收同樣的稅。

   不是環境不好，大家一起少長一點，公平地少。

   而是把玻璃蓋在苗床上，碰不到玻璃的那幾棵完全不受影響，被削掉的永遠是本來會長最高的那幾棵。所以「不折損天賦」跟「培養天賦」是兩件不同的事——而且前者比較做得到，因為它要對付的是鉛、碘、剝奪、貧窮這些真的會拿走東西的東西。

   難在你永遠不會知道自己有沒有成功。玻璃拿掉之後，那棵苗只是長成它本來的樣子，不會有任何一個時刻出現「因為你，所以它長高了」這件事。

三張裡最難的是第三張，而且它難的地方很特別：它難不在做，難在做完沒有回饋。

前兩張是認知，讀懂了就算帶走了。第三張是一個實踐，而這個實踐的成功長得跟什麼都沒發生一模一樣。這正是那張圖裡最要緊的一筆——左邊那床有三棵苗頂在同一條線上，其中一棵的潛力剛好就是那個高度，它是自己長到那裡的，不是被壓在那裡的。可是它轉彎的樣子跟被壓住的那兩棵完全一樣。「長到自己的極限」跟「被壓在別人的極限上」，從外面看是同一個樣子。 圖上唯一分得出來的東西是那兩段虛線，而虛線是算出來的，不是看出來的。

也正因為靠不了 Scarr-Rowe，我得把第三張的證據換成直接的那一種——「環境會拿走東西」這件事，不需要繞過遺傳率就能證明：

鉛是這批證據裡最硬的。Lanphear 等人二〇〇五年合併七個世代研究的資料，血鉛從二點四升到三十微克／分升，對應智商下降六點九分；而且劑量反應是非線性的，低劑量那一段的斜率最陡——二點四到十這一段就掉了三點九分。二〇一九年，全球五歲以下兒童因為鉛總共損失了七億六千五百萬個智商點。學校本身是有因果效果的：Ritchie 與 Tucker-Drob 二〇一八年整合一百四十二個效果量、超過六十萬人的三種準實驗設計，每多讀一年書約提升三點四個智商點。收養的證據更直接：Duyme 等人一九九九年追蹤六十五名受虐或被忽視、收養前平均智商只有七十七的四到六歲兒童，青春期時，被低社經家庭收養的平均是八十五，被高社經家庭收養的是九十八。極端剝奪的羅馬尼亞孤兒院研究裡，隨機分派到寄養家庭的孩子十八歲時全量表智商是七十三點五，留在機構的是六十四點七——但兩組都遠低於從未被機構化的社區對照組，差距大約二十六分。而且安置得越早越好。

還有兩個父母真的可以動、但不是透過「改變孩子的能力」運作的：Chetty 等人分析 Moving to Opportunity 的隨機化實驗，十三歲以前搬到低貧窮社區的孩子，二十多歲時年收入比對照組高百分之三十一；青春期才搬的，效果略為負向。 另一個是 STAR*D-Child：母親的憂鬱症得到緩解之後，子女的精神科診斷率下降百分之十一；母親沒有緩解的，子女的診斷率上升約百分之八。治療父母，就是在治療孩子。

這些加起來就是那張圖右邊那一床。它不需要證明「好環境會讓你更強」，它只需要證明壞環境會拿走東西——而這件事的證據，遠比遺傳率那一整套文獻紮實。

從醫療的角度，我讀到的是什麼

我的科是最早學會跟「遺傳佔很大比例」這件事相處的科之一。

冠狀動脈疾病的遺傳率估計在四成到六成之間；瑞典雙胞胎登記追蹤了三十五年以上，致死性冠心病的遺傳率男性零點五七、女性零點三八。Framingham 的資料顯示，父母有早發性冠心病的人，在校正掉所有傳統危險因子之後，風險仍然大約是兩倍。

所以門診那句「會不會遺傳」，答案是會，而且比一般人想的多。

可是二〇一六年有一篇《新英格蘭醫學期刊》的研究，我覺得是我讀過對這本書最有力的一個回答。Khera 等人分析了五萬五千六百八十五個人，先用多基因分數把他們分成低、中、高三組遺傳風險，再看生活型態（不抽菸、不肥胖、規律運動、健康飲食，符合三項以上算「有利」）。

在高遺傳風險的那一組裡，生活型態良好的人，冠心事件風險比生活型態不良的人低百分之四十六。 十年絕對事件率，在 ARIC 這個世代裡是從百分之十點七降到百分之五點一。

但真正讓我停下來的不是這個數字，是下一個：低、中、高三組的相對降幅分別是百分之四十五、四十七、四十六。

幾乎一模一樣。

翻成那張苗床的話：遺傳決定你從哪一格起跑，環境決定的是斜率——而那個斜率對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 高遺傳風險的人不是「做什麼都沒用」，他是「做同樣的事，省下來的絕對人數比別人多」，因為他的基數大。

我自己科裡最乾淨的例子是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它是單基因決定的，盛行率大約三百一十三分之一——一間不算大的公司裡就有一個。你要說「遺傳決定」，沒有比它更遺傳決定的了。然後 Versmissen 等人追蹤了兩千一百四十六名一九九〇年前還沒有冠心病的患者，結果是：即使用低於指引建議劑量的 statin，冠心病風險也相對下降了百分之七十六；五十五歲以上患者的心肌梗塞風險，已經跟一般人口相當。

一個百分之百由基因決定的病，被一顆很便宜的藥改寫了結局。這是遺傳率最好的反例，而它就掛在我們自己的牆上。

這件事被制度用壞的時候，會長成另一個樣子。

二〇一八年 Khera 等人發表的冠心病多基因風險分數是一個真的有貢獻的東西，它能從人群裡挑出百分之八的人、風險是別人的三倍以上。可是 Mosley 等人二〇二〇年在《JAMA》上檢驗它：把這個分數加進現有的風險模型之後，鑑別度幾乎沒有提升——ARIC 世代的 C statistic 變化是負零點零零一。核心問題不是這個分數沒用，是臨床效度不等於臨床效用：它能在分布的極端挑出人，但加不進我們已經在做的事情裡面，而且到今天還沒有任何試驗證明「照這個分數調整治療能改善結局」。

今年九月四日，Novartis 宣布 Lp(a)HORIZON 三期試驗沒有達到主要終點。Lp(a) 這個東西的濃度幾乎完全由 LPA 基因座決定——單一個基因座就解釋高達九成的變異，飲食跟運動基本上動不了它——而那個試驗收了八千三百多名已知心血管疾病併 Lp(a) 升高的患者，把 Lp(a) 有效降下來了，心血管事件沒有跟著減少。知道一個遺傳風險因子，跟改得動它，是兩件事。

而同一份英國的 FH 登記資料裡寫著另一句話：已經有冠心病的患者和女性患者，到今天仍然治療不足。

我讀這本書最不舒服的地方在這裡。在一個單基因決定、而且已經有便宜有效解方的病上，決定一個人會不會在五十歲死掉的，仍然不是他的基因，是有沒有人把他找出來。 那不是基因的問題，也不是病人的問題，那是一條沒有接到他家門口的管線。一個「遺傳佔八成」的說法最方便的用法，就是替那條沒接好的管線提供一個聽起來很科學的藉口。

所以如果要我用一句話總結這本書：

遺傳率高的意思是「這件事在這群人身上，目前主要由基因的差異在區分」；它從來沒有說過「所以不必管環境了」——恰恰相反，那個數字之所以會這麼高，往往正是因為環境已經被整平過一次了。

值得讀嗎

值得，但請把它當成一份樣本讀，不要當成一本教科書讀。

它的價值在於它把一件被禮貌迴避太久的事情放到桌上：遺傳的影響是真的，而且比我們願意承認的大。這一點它講得比很多更嚴謹的書都有力量，因為它不客氣。你的第一個心得——「現實是很殘忍的，遺傳佔了很大的比例」——是這本書最結實的那一半，而且它站得住。

它最該被懷疑的地方是從那裡跳到「所以養育與教育大致徒勞」的那一步。那一步不是科學結論，那是修辭。而做這一步的人不是科學家，這一點應該寫在封面上，不是寫在書評裡。

如果時間有限，我會建議讀第一部（遺傳與能力）和第三部（遺傳與環境），因為那是書裡整理得最實在的兩塊；第二部（容貌與性差）娛樂性最強，可靠性也最弱。續集《もっと言ってはいけない》我不建議讀——它的國別 IQ 那一章建立在 Lynn 的資料上，而那套資料的方法論問題到今天都還在被檢討。

想往下讀的話，Kathryn Paige Harden 的《The Genetic Lottery》（二〇二一）是同一批科學、完全相反的政治結論；Robert Plomin 的《Blueprint》（二〇一八）是把遺傳的角色推到最遠的那一端，而 Eric Turkheimer 對它的書評是值得一起讀的另一面。三本放在一起讀，你會發現分歧從來不在數字上，全部都在「這個數字該怎麼用」上。

最後回到你的第二個心得，我讀完覺得它比這本書講得準。

「給孩子一個不會折損天賦才能的環境」——這句話的重點在「不折損」三個字，它不是一個要去把孩子拉拔到多高的承諾，它是一件防守的事。而防守有一個好處：它的證據等級比進攻那一邊高得多。 鉛、碘、剝奪、貧窮、沒被治療的憂鬱、太晚搬的那一次家，這些是拿得走東西的東西，而且我們拿得出數字。

只是它有一個代價，而我覺得這是整件事最殘酷的部分：你不會拿到收據。 你做對了，孩子只是長成他本來的樣子；沒有任何一個時刻，會有人告訴你那塊玻璃原本會壓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