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蟲效應》：窮人不缺保護他的法律，缺的是會不會有人來

從奈洛比一個十歲女孩和七十五美分說起

蘿拉住在奈洛比的貧民窟，十歲。強暴她的人叫安東尼・穆托基亞，就住在附近，是她認得的人。

事情結束之後，他朝她扔了七十五美分。

書裡有一句話我讀了好幾次。作者問她後來怎麼不哭了，她說：「我習慣了。」

七十五美分那個動作，其實是一個很精確的計算。他不是在付錢，他是在展示一件他很確定的事：這件事不會有任何後果，所以他可以順手替它標一個價。他算得沒錯——在那個地方，這一類案件幾乎不會有人被起訴。

我們在談「幫助窮人」的時候，腦子裡浮出來的通常是糧食、學校、疫苗、小額貸款。這本書從頭到尾只問一個問題：如果有人可以在完全不必負代價的情況下，把你送的東西從他手上拿走——連同他的身體、他的土地、他的女兒——那你到底在送什麼。

那套系統不是壞掉的，是本來就不是為他們蓋的

這本書最硬的一段，不是慘案，是制度史。

一八六一年，英屬印度通過《警察法》。這套制度在設計的時候明說了它要保護誰：它不是「保護人民免於不安全、犯罪與失序的機構」，而是保護統治者、對抗一切威脅的機構。當時倫敦本土已經有另一種模式——市民警政。英國沒有把那一套帶到殖民地，它選了愛爾蘭皇家警隊那一套：準軍事、對上負責、用來鎮壓被統治的人。

獨立之後，法律換了、國旗換了，那套組織沒有換。

所以今天很多地方的狀況不是「還沒有立法」，而是法律早就寫好了，執行法律的那條管線從來沒有接到窮人家門口。作者列的數字非常具體：美國大約每一萬兩千個國民配一位檢察官；馬拉威一千五百萬人，有十位檢察官；尚比亞一千三百萬人，有二十六位。 把馬拉威、馬利、尼日、盧安達、尚比亞加起來大約一億一千四百萬人，律師總數約兩千五百五十位——美國佛蒙特州六十二萬人，有兩千一百六十六位律師。印度的警力有八成五是最基層的巡佐，幾乎沒有受過刑事偵查訓練；非洲各國的中位數是每一件報案的凶殺案配二十二名警察。印度的檢察官，對於已經被送上法庭的被告，有九成一沒能讓他們被定罪（這是整體刑案的數字，不是哪一類案件的）。

另一條線同時在長。私人保全在肯亞的人數是警察的四倍，宏都拉斯也是四倍，巴西大約每一名警察對五名私人警衛。超過八成的肯亞企業、超過九成的馬拉威企業自己掏錢買保全。作者提到一個我看了很久的事實：非洲最大的單一雇主，是一家私人保全公司。

治安沒有消失。它只是變成了一件商品，然後照購買力分配。

但我想先誠實地放一句：這本書開出的那帖藥，是有爭議的。

豪根本人是國際正義使命團的創辦人，這本書的處方基本上就是他組織在做的事：進去，協助當地警方與檢方把個案辦到定罪，讓「施暴是有代價的」這件事在當地重新成立。批評來自好幾個方向。社會學者伊莉莎白・伯恩斯坦在二〇一〇年的論文〈軍事化人道主義遇上監禁女性主義〉裡直接點名這個組織，論點是：在一個警察本身就是危險來源的地方，把資源投進去擴張警察與檢察的權力，可能製造出新的受害者。二〇〇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柬埔寨斯瓦帕的那次突襲行動——NBC《Dateline》全程拍攝——一名與案情無關的麵攤小販被逮捕，在羈押中中風死亡，而在那之前，一位顧問對他的健康狀況提出過的疑慮沒有被理會。

更大的一個問題是：法治援助這件事本身的成績單並不好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湯瑪斯・卡羅瑟斯早在一九九八年就在《外交事務》寫過〈法治的復興〉，同一個基金會的瑞秋・克萊恩菲爾德在二〇一二年的書裡下的結論是「成績乏善可陳」。而這本書自認的原創性也被高估了一點：世界銀行的《二〇一一年世界發展報告》就是在講暴力與發展，比這本書早了三年。至於書裡引用的自家評估（Project Lantern 那一套），是組織自己委託的，不是同儕審查，也不是隨機對照試驗。

還有幾個數字該更新。書裡用的「全球兩千七百萬名奴隸」來自一九九九年的估計；國際勞工組織、Walk Free 與國際移民組織二〇二二年的聯合估計是四千九百六十萬人（兩千七百六十萬強迫勞動加兩千兩百萬強迫婚姻）。另外那個常常被掛在這本書上的「四十億人活在法律保護之外」，其實出自二〇〇八年聯合國窮人法律賦權委員會，不是這本書；二〇一九年的司法工作小組把它重算成五十一億人得不到有意義的司法。

「刑事司法系統的水管壞得太徹底——漏的、塞的、鏽的、被收買的——以至於法律書上寫的那些漂亮保障，實際上從來沒有送到窮人手上。」

我從這本書帶走的三件事

1. 1

   法治是地板，不是屋頂Floor, Not Ceiling

   所有其他的幫助，都疊在這一層上面。

   不是先讓他們吃飽、有學校念、有錢周轉，治安的事以後再說。

   而是在一個施暴沒有成本的地方，你送進去的東西只是決定了下一次他會被拿走什麼。糧食會被搶，土地會被侵佔，小額貸款的收入會被勒索，能上學的女孩會在上學的路上被攔下來。

   難在地板是看不見的。你可以拍一張小孩坐在新教室裡的照片，你沒辦法拍一張「今天晚上沒有人闖進來」的照片。

2. 2

   法律早就寫好了The Law Is Already Written

   問題幾乎從來不在法條那一端。

   不是那些國家還沒有把強暴、奴役、強佔土地訂成犯罪。

   而是訂好了，而且訂得跟我們差不多。缺的是把那張紙變成「會有人來」的那整條管線——馬拉威一千五百萬人十位檢察官，印度八成五的警力沒受過偵查訓練，非洲平均每件報案凶殺案二十二名警察。所以正確的問題不是「該立什麼法」，是「誰負責讓它抵達」。

   難在立法可以在一年內完成，管線要修十年，而捐款人、選民和媒體的注意力都撐不到十年。

3. 3

   保護是有價格的Protection Has a Price

   一旦保護變成商品，它就會照購買力流動。

   不是治安不好，住在那裡的人一起倒楣。

   而是肯亞的私人警衛是警察的四倍，八成以上的肯亞企業自己買保全，非洲最大的雇主是一家保全公司。有錢的人沒有在等公共系統修好——他們已經在牆外面繞了過去，各自買到了自己的那一份。

   難在買得起的人一旦買到了，他就不再需要那套公共系統修好。而他，正好就是唯一有力量去修它的人。

三張裡最難的是第三張。前兩張是認知，讀懂了就算帶走了；第三張是一個結構上的死結——書裡有一句話說得比我狠：很多菁英實際上是從「公共司法系統維持壞掉」這件事裡得到好處的。

這也是為什麼「弱肉強食」這四個字在這本書裡不是一句感嘆。它是一個可以被畫出來的分配圖：同樣一張紙上，法律寫給所有人，而真正會有人趕到的那個半徑，畫在買得起的那一邊。

從醫療的角度，我讀到的是什麼

世界衛生組織二〇〇二年的《世界暴力與健康報告》把暴力當成一個醫學問題來算：每年約一百六十萬人死於暴力；在十五到四十四歲這個年齡層，暴力佔男性死因的百分之十四、女性的百分之七；在某些國家，因暴力而生的醫療支出高達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五。

這些人不是在新聞裡，是在我們的班表裡。

我自己科裡最接近這件事的，是感染性心內膜炎。你把壞掉的瓣膜換掉，手術可以做得很漂亮，病人活著出院。然後過一段時間，同一個人帶著同一個問題回來，換第二次、第三次——因為讓那個瓣膜壞掉的東西，從頭到尾都不在開刀房裡。我們每一次都成功地修好了心臟，每一次都沒有碰到讓心臟壞掉的那件事。

我讀這本書最不舒服的地方，就是發現我們整個醫療體系有一大塊，做的就是這件事。

世界衛生組織二〇二一年三月的估計是：全球每三名女性就有一名經歷過肢體或性暴力，約七億三千六百萬人。這件事在門診長出來的樣子，不是一個受傷的人走進來說我被打了。它長成：憂鬱症風險大約兩倍；她們的孩子低出生體重的風險高百分之十六、發育遲緩的風險高百分之四十、疫苗接種率偏低。

也就是說，我們在兒科門診量身高體重、在產科看出生體重、在公衛報表上追疫苗涵蓋率的時候，有一部分我們其實是在量那個國家的法治。 我們只是把它記成了營養不良。

這件事被制度用壞的時候，會長成另一個樣子。

「把暴力當成流行病來處理」是一個真的有貢獻的框架——史勒金在二〇〇〇年創辦的 Cure Violence 就是照這個想法做的。但它的證據到今天仍然是混的：一篇回顧了二十份成效研究的文獻指出，約四分之一顯示有效、一半結果不一、四分之一沒有效果甚至更糟，整體被歸類為「有潛力的做法」而不是「已證實有效」。而在制度的手上，這個框架有一個很方便的用法：它可以被拿來解釋為什麼不必做別的事。醫院可以用「這是社會問題」解釋為什麼不做家暴篩檢；司法可以用「這是公共衛生問題」解釋為什麼定罪率不重要。一個框架的價值在於它多做了什麼，不在於它讓誰可以少做一件事。 這句話的對象是制度，不是那些真的在社區裡跑的人。

最後一件事，是這本書寫完之後才變得更清楚的。世界衛生組織的醫療攻擊監測系統從二〇一八年開始統計，到今天記錄超過七千次針對醫療的攻擊、超過兩千兩百人死亡；二〇二四年對醫療設施的攻擊是二〇一八年的二點一倍，死亡人數是六倍。

法治失效的時候，醫院不是避難所，醫院是目標。 我們以為白袍是一條界線，但界線只有在有人願意執行它的時候才是界線。

所以如果要我用一句話總結這本書：

一個社會有沒有法治，不是看它的法條寫了什麼，是看一個沒有錢的人半夜打那通電話的時候，會不會有人來。

值得讀嗎

值得，但請把它當一份問題報告讀，不要當一份解方讀。

它最好的地方是它把一個被跳過幾十年的問題重新放回桌上：我們在談發展的時候，幾乎從來不談暴力，而對一個窮人來說，暴力是所有其他問題的上游。它最該被懷疑的地方，是它從這個診斷直接跳到「所以要投資刑事司法系統」的那一步——那一步的證據，遠遠不如前面那個診斷紮實。

如果時間有限，我會建議讀三段：一八六一年《警察法》那一章，因為那是整本書唯一一段在解釋「為什麼會這樣」而不是「有多慘」；私人保全與公共警力那幾頁，因為那幾個數字是整本書最省力的一個論證；還有書名的由來那一章——一八七五年洛磯山蝗災，兩千七百萬噸蝗蟲蓋過約二十萬平方英里，那一年的墓碑上刻著「餓死」。

那一章值得讀完，是因為它的結尾：那個看起來完全無法阻擋的物種，到世紀之交就滅絕了。作者沒有把話說死，我也不會——但他至少證明了一件事，「一直都是這樣」不等於「只能是這樣」。

還有一點不該算在這本書頭上，但值得一起看：聯合國在二〇一五年把「和平、正義與健全制度」列成永續發展目標的第十六項。要說那是這本書促成的，證據不足；比較誠實的說法是，這本書和那個目標是同一段時代氛圍的兩個產物。

最後：這本書寫的不是一個遙遠的地方。「半夜那通電話會不會有人來」是一個到哪裡都問得出口的問題，而在我們這裡，對某些人——移工、家暴受害者、獨居的失智長輩——答案也不是理所當然的「會」。差別只是比例，不是有無。